臨時性救助必須升級為制度性福利

　　前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司司長王振耀：時候到了!

　　現在全社會應該起來呼吁建立重殘人福利制度，包括智障人員、精神病人、各類殘疾人員等，把他們納入到社會福利體系中去，這是社會福利體系的基石?，F在的社會救助辦法只是臨時性的、自愿性的，我認為，社會福利是到時候了，應該給這些人普遍實施救助。

　　我一直在呼吁要對三類人——老人、兒童、殘疾人首先予以照料，這三類人如果得不到很好的照料，中國全社會的情緒一定是焦躁的。對這三類人的照料在其他國家人均GDP差不多到1000美元的時候就應該提上日程，我們國家已經達到4000美元了還沒有全面展開。——王振耀

　　早報記者 陳良飛 發自北京

　　對于智障工屢禁不絕的根源，前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王振耀歸因于中國社會福利制度沒有健全起來。

　　任職司長期間，王振耀就著力推進孤兒保障制度，令他高興的是，這個制度在2010年10月12日終于以國務院文件的形式頒布了。王振耀說，繁榮起來的中國社會要開始學會給予三類人群——老人、兒童、殘疾人普遍性的社會福利，政府要勇敢地接過這個社會責任，而不是推卸給無法承擔的家庭。

　　在王振耀看來，這已經是在“補課”，我們國家這個檻該過了。

　　社會福利體系的基石

　　東方早報：最近四川渠縣又發生了智障工事件，這類事件為何屢禁不止？

　　王振耀：對于這類事件，大家反思的時候一直認為是一個官員失職問題，似乎相關制度已經很健全了。我可以告訴大家，制度恰恰沒有建立起來，還處在轉型的過程中。在計劃經濟的時代，這類殘疾人員一般都由單位負擔，政府做一個補充，民政部門設有救助站。進入市場經濟時代，單位體制解體了，政府救助體系又沒有建立起來，不僅是智障人員，包括精神病人、重殘者的救助都沒有一個系統的救助制度，只是通過殘聯組織做一些適當的補助，真正的一個覆蓋全社會的大救助制度沒有建立起來。

　　我在擔任民政部慈善司司長的時候體會特別深，當時，孤兒不進孤兒院，政府就沒辦法救助，精神病人也只能在精神病院才能得到救助。一般來說，別的國家一進入市場經濟，孤兒、精神病人、智障人員的救助制度都會跟著來，他們認為這是社會責任。我們國家在計劃經濟時代也認為是社會責任，但改革開放之后就靜悄悄地變成了家庭責任，社會責任其實是失落了。

　　我提醒大家，個人責任要追究，但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制度缺陷。正是這種制度缺陷，精神病人在街上傷人，智障人員受到了很嚴重的虐待，兒童大病得不到救治。目前，我們社會對于制度問題的反思太少。

　　東方早報：目前的社會救助辦法缺陷或者說不足在哪？

　　王振耀：相比于收容遣送制度，自愿性的社會救助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但是這個進步還不夠好?，F在的社會救助還停留在民政部門建立救助站，你來會給你實施救助，如果你不來呢？又不能強迫你，不像現在全面覆蓋的孤兒救助制度。以前孤兒有社會福利院，但是不進福利院的孤兒就沒有救助制度，“五保”、低保等制度都無法救助到孤兒。

　　東方早報：在渠縣智障工事件中，當地政府是不是放棄了監管責任？

　　王振耀：政府監管必須要有一個標準，沒有法律，沒有標準，政府怎么監管，都是道德監管，沒有一個法律、一個福利制度?，F在對于孤兒就好監管了，錢是不是發放到位了？假如沒有，你怎么監管？現在可怕的是大家都停留在滿足于撤職，又準備打句號了。幾千年了，中國的處理模式永遠是處分人，一處分完人，全國人民就安心了，這是不對的。

　　東方早報：目前，孤兒救助制度已經初步建立起來了，其他制度要怎么去做？

　　王振耀：現在全社會應該起來呼吁建立重殘人福利制度，包括智障人員、精神病人、各類殘疾人員等，把他們納入到社會福利體系中去，這是社會福利體系的基石?，F在的社會救助辦法只是臨時性的、自愿性的，我認為，社會福利是到時候了，應該給這些人普遍實施救助。

　　按照工作范圍來說，民政部和殘聯應該聯合起來。我也和殘聯的領導多次說過，他們多呼吁，民政部門多幫助。當時，我就建議，應該制訂一部《殘疾人福利法》，不然我們國家的悲劇會一個接著一個，今天是智障人員，過幾天又不知道是誰了。這是一套福利制度，我們國家這個檻該過了。

　　借鑒孤兒保障制度經驗

　　東方早報：具體怎么推動殘疾人福利制度呢？

　　王振耀：根據我們推動孤兒救助制度的經驗，先是調查研究、社會呼吁，比如首先要弄清全國智障人員到底有多少？保障起來要花多少錢？之后社會各界就可以呼吁，專家學者介入。調研一多，整個社會就形成共識，相關國家職能部門，比如民政部、殘聯開始向國務院報告、研究、實驗，最后再形成具體的福利制度。

　　在國外，往往有很多智庫進行調研、分析，然后進行方案測算。我在民政部慈善司推動孤兒救助制度的時候，組織了很長時間的調研，調研之后制定了很多方案，推算、實驗。比如孤兒一個月補助600元到底夠不夠，我們就去實驗，在一個地方普及之后，一看問題不大，這樣才成為一個國家的制度。在實驗過程中，會請很多專家，比如兒童科學研究所的專家來測算養育一個孤兒到底需要哪些項目，尿布、水果、上學、交通等等都要考慮到。

　　這些福利制度在國外都是一個成形的經驗，我覺得完全可以把國外的經驗介紹進來。我們整個社會要呼吁推動這一福利制度，而不是將目前的思考和呼吁都集中于失職，就是個罪。

　　東方早報：在調研過程中，比如對于智障人群，有哪些項目必須考慮到？

　　王振耀：我認為，智障人群的基本生活，包括食品、藥物、住宿等要有保障，然后還有一些照料他們的組織。根據國外的經驗，智障人群一旦有固定的福利，意味著在家里可以進行照料，西方很多有殘疾兒童的家庭都有津貼，父母就可以不外出工作了，把照顧殘疾兒童作為自己重要的工作。

　　俄羅斯設立了150多類別各種福利制度，我們中國有了一些福利制度，但是對這些特殊困難的人群救助還不夠。以前，我們只進行了簡單的貧富劃分，然后對于低保人群、貧困人群予以救助，但沒有細分類別。下一步，我們應該細分類別，比如一個富裕家庭里面有精神病人，這應該是政府責任；照顧孤兒的爺爺奶奶可能很富有，但孤兒的救助款也應該給，這是普適性的，不論貧富。

　　東方早報：調研之后應該有什么樣的成果？

　　王振耀：調研之后一定要有系統的研究報告，一定要說清楚；另外還要找到一些地方的解決案例，中國有沒有一些地方解決得好呢？有報告和具體案例之后，整個社會再討論、宣傳、倡導，這樣政府就好辦了，最后再變成一個行政決策。沒有前面的社會說服，事情就很難辦。

　　“十二五”實現普遍救助

　　東方早報：在這些福利制度中，政府和家庭各自應該扮演什么角色？

　　王振耀：首先，政府責任是一定要說清楚的，政府要起到主導作用。對于具體的照料方式，一般來說，以家庭照料為主，沒有家庭的人員盡量安排寄養家庭，康復機構引導、輔導。

　　這是一個特別大的社會轉型，當前我們社會有很多人非常焦躁，都在問智障工這類事情到底怎么解決啊，比較急了。我一直在呼吁要對三類人——老人、兒童、殘疾人首先予以照料，這三類人如果得不到很好的照料，中國全社會的情緒一定是焦躁的。從全世界來看，對這三類人的照料在其他國家人均GDP差不多到1000美元的時候就應該提上日程，我們國家已經達到4000美元了還沒有全面展開。

　　“十二五”期間，對這三類人群的普遍照顧必須進行了，兒童大病等問題都還沒有形成制度，還沒有解決。

　　東方早報：政府責任又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王振耀：所謂政府責任，是說現在的家庭已經沒有能力承擔這個責任了，不管貧富，必須有社會來照料，社會不照料就會帶來很大的社會后果。

　　政府承擔什么責任呢？政府就是接續家庭不能承擔的責任?？傮w上可以細分為幾大類，第一類是基本生活，這是要政府負責的，而不是家庭；第二類是醫療、康復；第三類是政府要承擔其監管、指導的職責。這是政府的立體性責任，對于這類責任我們過去很不熟悉，很多都是單位承擔，現在由單位自然退回到家庭，政府要接過原來由單位承擔的責任。這是個大戰，不接不行，不接會出現嚴重社會問題，智障工的事情還會不斷發生。

　　你會發現，今年年底之后，兒童流浪的現象將會越來越少，因為中國在根上面徹底解決了孤兒救助問題。

　　東方早報：對于殘疾人，勞動是否必須，勞動產生的收入應該如何分配？

　　王振耀：對于智障人群，比如自閉癥患者，在日本就開辦了由家長指導的自閉癥患者農場。這些人還制造出了很好的酒，真盈利了。但這些農場的前提是非常人道化的，政府支持、家長參與的，一定是這樣的。

　　對于殘疾人來說，勞動不是簡單的就業權利問題，他們進行勞動實際上是一種康復、一種訓練。有一些自閉癥患者的家長找到我了，他們家里有這樣的小孩，他們就想能不能開辦一個農場，讓這些孩子接受訓練。原則上來說，這些勞動不是一個權利問題，也不是一個盈利問題。它也盈利，但這些盈利是家長參與的，盈利還要用于這些人，不能分的。

　　東方早報：中國的民間組織、慈善組織怎么樣參與到這些福利制度中呢？

　　王振耀：大有用武之地。比如我上面提到的自閉癥患者農場，它完全是一個社會企業，含有各種各樣的康復項目、訓練，有些家庭很困難，需要一些慈善組織來照料、護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