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童年的記憶里,弟弟一直是我家揮之不去的一個陰影。弟弟10歲時還不會說一句話,不會做一件事,用現在標準的學術用語說,弟弟是個智障兒童。那時我們還不會使用這么文明的字眼,大家管弟弟叫神經病。我和父親有時心情不好,也會罵他神經病,可母親從不這樣,她管弟弟叫克儉,克儉是弟弟的學名。
在家里,惟一沒對弟弟發過脾氣的,就是母親。那時家里窮,每年弟弟生日,母親都會送一份讓我眼紅的禮物給他。1989年,弟弟14歲生日眼看快到了,家里卻一分錢沒有,母親硬是在寒風刺骨的隆冬臘月,給人家做了幾天小工,直到做夠買一份禮物的錢,母親才心滿意足地抱著禮物回家。盡管不出三天,弟弟就將這份禮物不小心摔在地上,摔得粉身碎骨。
雖然弟弟什么都不會,可母親從沒放棄過教他說話和做事。在母親始終如一的教導下,弟弟15歲終于開口說了第一句話,那是兩個很簡單的字:“媽媽?!笨赡赣H高興得像個孩子,不管看見誰,都欣喜地告訴人家:“我的克儉會叫媽媽了!”母親的苦心并沒白費,弟弟20歲時,能用簡單的語言和我們交流了。并且,弟弟已經學會了自己穿衣,自己洗澡,在家里人都不在的情況下,他還會給自己泡方便面吃。
1998年,弟弟23歲。那年2月,鎮上的皮鞋廠在招工,聽說這家廠實行流水線作業,工人幾乎不需要專業知識,只要能熟練操作工種就可以了。母親認為弟弟可以去試一試。為了讓弟弟也像正常人一樣,擁有一份屬于自己的工作,大半輩子都沒給人送過禮說過好話的母親,硬是提著一大袋東西,去找了皮鞋廠負責招聘的當事人。誰都不知道母親最后是怎么說服那位當事人的,反正那天回來,她春風滿面地告訴我們,從明天起,弟弟就可以上班了。
在最初15天里,母親每天都同弟弟一起上班,手把手教弟弟怎么操作,怎么把手里的活計做得更熟練更快。直到弟弟可以獨立地做好這份工作了,母親才放心讓他一個人上班。
看得出來,弟弟很熱愛這份工作,每天他是家里第一個起床的人,每晚都工作到很晚才肯回來。自從上班后,弟弟整個人都變了,臉上總是掛著憨厚的笑,家里的事情,只要他會做的,他會想法兒搶在我們前頭去做。
第二個月初,弟弟下班回來,遞給母親兩張百元的鈔票,還連說帶比劃地告訴我們,這是他上個月的工資。母親把錢推到弟弟手上,說:“這是你的第一份工資,應該留著給自己做一個紀念?!笨傻艿軣o論如何都不肯要,他一定要母親幫他收著。第三個月,第四個月,弟弟照樣每天熱情不減地去上班,發了工資分文不少地放到母親手上。在我們眼中,弟弟跟正常人真的沒什么區別了。
只是半年后,我發現了一件奇怪的事,這件奇怪的事情跟母親有關———每當弟弟快發工資的日子,母親都會到皮鞋廠去一趟,并且,母親好像不希望我和父親知道這件事,出發前她總會巧妙地躲開我們。
那年12月10日,又快到弟弟發工資的日子了,我剛好路過皮鞋廠門口,碰見母親和一個中年人有說有笑地從里面出來。中年人走后,我問母親在干什么,母親一臉笑容地告訴了我:原來,這個中年人姓曾,是皮鞋廠負責招工的人事主任。當初母親幫弟弟來問招工的事情,主動向曾主任提出了一個條件:只要讓弟弟過來上班,她不要廠里一分錢工資,不過,為了讓弟弟覺得自己跟正常人沒兩樣,廠里還是要象征性發工資給他,母親每個月都會提前將工資送到曾主任手上。為了不讓我和父親反對,母親將我們瞞得死死的。母親說,她今天本是來送工資的,可曾主任告訴她,上個月廠里對全廠工人進行了一次實際操作考核,弟弟的考核成績合格了,從這個月開始,弟弟可以憑自己的勞動到廠里領工資了。說到這里,母親忍不住眼睛一紅:“怎么都想不到,我的克儉終于能夠憑自己的勞動賺錢了!”
現在,我早離別家鄉,來到了繁華熱鬧的深圳,弟弟仍舊在鎮上的皮鞋廠上班。前幾天,母親在電話里激動地告訴我,因為弟弟的工作出色,皮鞋廠又在考慮要給他漲工資。值得說明的是,弟弟早就漲過了兩次工資。
最后,母親在電話里對我說,我和弟弟當中,她覺得最為自豪的還是弟弟,因為弟弟克服了那么多上天賦予他的障礙,一步一步地走過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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