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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癥是客觀存在的，那么孤獨癥與白癡學者是否有著必然的聯系呢？
"雨人"是某些學者稱為是"白癡學者"的另一說法，但被另一些學者認為是孤獨證的代名詞。
英國孤獨癥研究協會會長洛娜·溫在其《孤獨癥兒童》一書中這樣談及孤獨癥兒童的特殊技能：
到目前為止我已談到了孤獨癥兒童的殘疾，但是令人驚訝的事情之一，是他們中間一些人具有某些特殊的技能，在這方面他們干得很出色。這給家長們一種感覺，要是能找到這種難題的鑰匙，他們的孩子們會完全正常的只要有某樣東西能"使目的達到"。一些人小時候就唱得很好，少數人能夠演奏一些樂器，而且還有數量更少一些的人還能夠作曲。
這些兒童學會使用數學比使用詞語容易。他們中間有些人能夠以極高的速度，在頭腦中進行冗長的求各運算。他們往往喜歡機械性玩具，有些人早在學會說話之前，就學會了操作收音機和錄像機。
這些兒童之中有許多人在繪畫方面有困難，因為他們在理解他們所見到的事物方面有問題。他們畫出看上去很奇特的圖形來代表人類。另一些兒童更有進展，也許繪圖作畫都很好，雖然他們差不多總是模仿他們看見的，或從過去記得的事物，而沒有創造性。
家長們往往注意到，要是這些孩子的特別收藏品被別人動過哪怕一點點，他們也會立即知道。他們似乎能辨認每一塊卵卵或者每一塊木片，即使在成年人的眼睛看來，這一件東西和另一件東西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想像。這些孩子還可能找到只去過一次的地方，而且知道在房子里的什么地方能找到對他來說著著特殊興趣的物品，而這些房子他已經好幾年沒再去過了。
這些特殊技能沒有任何一種依賴于語言。音樂、數字和地點記憶都是由大腦另外的部分來處理的，不是與語言有關的那部分。有這樣一些故事：孤獨癥兒童能長詩或者很長的名單，不過是像鸚鵡一樣學會的，而不能夠正常流利地使用語言。
一般的規律是，孩子們在不需語言的技能方面成績要好得多。
美國孤獨癥研究所所長伯納德·芮慕蘭博士文章中寫道："有一半的孤獨癥患兒不說話，蓁的孩子則會不自然地說一些很奇怪的話。很多患孤獨癥的人擁有學者型的心智能力，但這些技巧只是比較引人注意，在實際生活中沒什么用。"
由此可見，"白癡學者"在孤獨癥兒童的存在是無須置疑的，雖然嚴格地講，孤獨癥兒童不能算作"白癡"。但有些時候我們真的應該工措詞和概念上的束縛，而去關注其實質的狀態。
中國有3億兒童，如果按每百萬名兒童中有5名孤獨癥兒童的比例計算，則中國有15萬孤獨癥兒童，楊曉玲主任曾對我提到，每1萬名孤獨癥兒童中約有1人是"白癡學者"，則中國在理論上至少存在15名患有孤獨癥的"白癡學者"。我們有理由相信，實際數目比要多得多。
我目諸多白癡學者并不"孤獨"，他們的社交能力很好，只是弱智。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孤獨癥兒童中有白癡學者，白癡學者卻并非都是孤獨癥患者。
《中國婦女報》、《中國少年報》、《科技日報》、《中國科協報》、《光明日報》、《女友》、《女士》……自1993年下半年起，在全國諸多的媒體上，都可以看到田惠平的名字。她被記者們稱作這樣一個人：因為愛自己的孩子，兼而愛的孩子，于是舍棄個人的生活，為千千萬萬孤獨癥兒童和他們的家長忘我而艱辛地工作著。用一句古話，叫"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但是，當我采訪這位38歲的弱小女子時，她卻說："記者們的報道有許多失誤之處，我被拔高了，其實我是一個很自私的女人，我的一切作為都是出于自私的目的，都是因為我愛我自己的孩子。"
時下正在北京干得轟轟烈烈的田惠平是四川人，1987年考入四川外語學院德語系，畢業后留校教語言，是一位出色的大學教師。1985年，田惠平調到重慶建工學院任教，同年11月，她生下兒子，1986年3月，田惠平休完產假從老家宜昌返回學繼續教書，學院給她分配了兩居室，事業一帆風順，生活幸福，應該說田惠平的生活是美滿的。
返校后10天，學通知有一個公派留學名額去德國留學，選中了田惠平。她把嗷嗷待哺的孩子交給母親，去了德國。兩年后，當她又得以和孩子生活在一起時，她發現兒子有些地方不對勁。在語言發育上顯出遲滯的跡象，更為嚴重的是在與人相處中表現出諸多障礙。她僅僅把這理解成孩子性格的特殊，直到有一天不得不走進醫院的大門，聽醫生對她講："你的孩子得的是孤獨癥。"
田惠平真希望自己沒有聽到這句話！
田惠平帶著兒子開始了漫長的求醫之誘，成都、重慶，大大小小的醫院都跑到了。孤獨癥往往是陪伴終身的，田惠平被告知，治愈率幾乎等于零。田惠平不甘心，母愛占據了她的全部心田。這個一向把事業看得很重的女人拋下了自己的工作，拋下了正在起步的事業，帶著孩子來到了北京，她寄希望于這座城市能夠幫助她的兒子。
楊曉玲教授認真地接待了田惠平。田惠平從她那里對孤獨癥有了更多的認為。
一位叫若梅的女記者這樣田惠平到北京之后的心理和生活變化：
在她帶著兒子來北京治病的日子里，她結識了一群同病相憐的侈位孤獨兒的家長自地地組織起聯誼會，一位父親這樣談到他的兒子："他10歲了，從不邁出家門一步，除了吃，什么也不知道，甚至沒有羞恥感。"這位父親和妻子輪流上班，只為了這個離不開人的孩子。另一位母親說，自己的孩子進商店如入無人之境，信手拿東西，她向商店的人解釋說孩子有病，可哪有人相信她的話。
田惠平震驚了。面對40多位孩子幾十位家長，一個念頭在她腦海里應運而生辦一個孤獨兒康復中心。面對自己一個病孩子，無疑是個悲劇，而面向盡可能多的孤獨兒，將康復中心辦起來就是一項神圣的事業。
田惠平開始走訪精神科醫生，翻閱大量的孤獨癥資料。據資料記載與專家介紹，患孤獨癥的孩子實際上潛能相當大，他們之所以表現出凡事不懂的現象，是因為人們很難將信息送入他們的世界。這一切，給絕望中的田惠平開了一扇窗，她似乎看到了兒子的希望，看到了眾多孤獨兒的希望。
田惠平放棄了她迷戀著的大學講壇，放棄了合資企業那份收入頗豐的兼差，她把自己的孩子安頓在四川老家，只身北上，開始四處奔走，籌辦孤獨兒康復中心。為了獲取專業知識與殘聯的支持，她走在精神病院和北京市殘聯之間。北京市教育局、西城區幼兒師范、東城培智學校，凡可能對康復中心有幫助的單位，小田都跑遍了。在一家幼兒園僅能提供的空間里，小田忙著布置，忙著招收新生，忙著安排孩子們的飲食起居。一個康復中心終于在千辛萬苦中搞起來了。
其實康復中心開辦難，辦起來更難。
沒錢。市聯殘撥給的一點點開辦費早告罄；盡管孩子的家長們每人出了800元贊助費，依舊難以維持正常的支出。開學近一個月，矯正孤獨兒應用的器具一件沒有，就連應準備的玩具都少得可憐。
沒人。西城幼兒師范幫助解決了4名師資。然而，孤獨兒難管，幾乎是一對一的管理，一天下來已將新老師邊緣學科是精疲力盡；況且，孤獨兒特殊的病態也令十八九歲的小老師難以忍受。不到一周，4名老師走了一半。
辛苦。孤獨兒永遠各自為政，各行其事，且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毛病。亂跑的，吃牙膏喝廣告色的，隨意大小便的……田惠平帶著兩名老師以及兩名自愿無償服務的家長，忙得團團轉。
在田惠平的臥室兼辦公室窄小的樓梯間里，來訪者不小心都會碰了頭，就是這樣的條件，田惠平依然親自編寫了教材，制訂了每個孩子的培訓計劃。翻開培訓計劃，開學才幾天，那上面已記得滿滿的了。
我是在1995年11月29日采訪田惠平的，這時她的康復中心已經搬過四次家了，但是工作也納入了正軌。
康復中心已經被國內外新聞媒體廣泛報道，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日本一個幼兒園都為田惠平的機構組織了義賣，加拿大駐華大使館贈送了16萬元人民幣經費，而田惠平本人也獲得了衛生部的獎勵，1995年元旦還收到了享譽世界、擁有1億讀者的美國《讀者文摘》的一份證書，獎勵她的"慈愛、勇氣、尊貴，以及她的事跡對全世界人民的激勵。"
但是，田惠平卻對我說，她當初之所以決定留在北京，開辦這樣一個"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完全是因為想借此學會更多的救助孤獨癥兒童的辦法，從而幫助自己的孩子。她把兒子送回了四川，但是當工作剛剛納入正軌之后，她便把孩子接了回來，一直帶在身邊，現在正在北京一所啟智小學讀書。
田惠平說："我真的很怎么呀！"
我不知道我的讀者將如何評價這種"怎么"，我卻只從中看到了一種真實的美麗。為了自己的孩子而開始一項工作，這是很真實的人性的反應；而這項開始了的工作卻造福世人，它的福澤遠遠沒有局限于自身，局限于一個孩子，而是成為千百萬孤獨證兒童及他們家長的福音，更重要的是，成了一種榜樣。我想這才是田惠平的非凡之處。我們已經于從一種大公無私的角度來談論一個人作的公益事業，仿佛其中任何個人利益的考慮都是不道德的，都是有悖英雄人物形象的，其實，真實的才是最美麗的，人性的才是最美麗的，雖然這份人性可能是怎么的。
田惠平告訴我，她出名了，但是很少有人能夠理解她，她真的不想出名！
她是一個年僅40歲的女人，遠離丈夫，獨自帶著兒子在數千里外"闖世界"，誰能夠真正理解一個40歲的女人需要什么呢？
"我現在才知道，我不是一個想干一番事業的女人，我不要現在得到的這些東西。我想要一個幸福溫馨的家，一個安穩的生活。我想作家庭主婦，想整天守著丈夫。我想做太太，想做平平常常的小女人，為把一日三餐做得精美些面耗費心機。我甚至想生許多孩子，想時常對丈夫撒嬌，想弄點小把戲逗丈夫高興…只要有可能，我真想隨時離開這里，回去過家庭主婦的生活。"
田惠平對我說這些話時，眼睛亮亮的。我真的能夠理解一個中年女人所需要的這一切，我們都是平平常常的凡胎，普通人，誰不需要這些呢？但是，就在她對我說這些的前幾分鐘，田惠平剛剛收到一份參加國際孤獨癥問題討論會的通知，她興奮地跳了起來，說可以在那里講一講她的經驗，講一講她的"星星雨"，甚至可以得到一些幫助，使"星星雨"辦得更好。
一個平凡的女人，才是一個真正偉大的女人！
我總是無法被絕對偉大的東西打動，卻時常感動于這種平凡的偉大。 | 
家長一點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