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暴力治療自閉癥的真正危險

　　7月11日，重慶商報報道，北京師范大學博士賀小燕以“厭惡療法”治療自閉兒童，方法包括互咬、互毆、潑水、吊在樹上、摁倒在地強行灌食、抱頭撞墻等，記者所拍教學場景圖片，幾乎每一張都叫人膽戰心驚。據統計，她所在的樂一融合幼兒園“共收治了960多名孩子，其中10多人已回歸到正常”。報道一出，心智障礙者家長和組織四下嘩然，紛紛發文回應、譴責，更有大量投訴報警電話打到該幼兒園及其所在地派出所。

　　據悉，不少律師提出應起訴樂一幼兒園，但家長們表示不同意，于是作罷。而賀小燕對自己的做法感到心安理得乃至對記者提問嗤之以鼻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采取暴力行為之前，她都征得了有關兒童家長的同意。在這些現象背后，暗藏著一個比“厭惡療法”更令人厭惡也更危險的觀念：兒童利益當然由家長代表和決定?；谶@種觀念，只要家長同意，人們便可以對兒童施暴；只要家長不同意，人們就無法捍衛兒童自身之權益。

　　上世紀80年代，《民法通則》即已奠定了一項基本法律原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根據《通則》，公民從出生時起到死亡止，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且民事權利能力一律平等。盡管未成年人的父母是其監護人，但是，法律也明確規定監護人應當保護被監護人的人身、財產及其他合法權益。那么，如果是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權益呢？法律規定監護人應當承擔責任，卻未制定相應的追責措施，所以一直以來這個條文處于沉睡無用狀態，被稱作“僵尸法條”。近年來，南京女童餓死在家、貴州女童被父親以開水燙頭魚線縫嘴等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件，一次次敲響警鐘，提醒國家應對監護人予以監督。今年初，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聯合發布了《關于開展監護失當未成年人監護權轉移工作的意見(征求意見稿)》，可見執法、司法部門也已下定決心，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保護，使他們避免來自監護人的傷害。

　　如今，賀小燕“厭惡療法”引起的爭議中，尚未看到媒體的進一步報道，公眾對樂一幼兒園里還未回歸社會的950名兒童的處境缺乏了解，對已回歸社會的10余名兒童的感受和意見也無從知曉。也許有人會說，自閉癥兒童“不會說話”，如何獲知他們的感受呢？首先，這是一種刻板印象，并非人人如此；其次，“說話”不是人類的唯一表達途徑，一個眼神、一個動作、沉默不語也是意見的表達，只是有時不被理解和承認罷了。至少，媒體應該與已“回歸正常”的孩子們溝通，獲得他們對“厭惡療法”的評價和感受。在此之前，我不敢貿然評論這些行為的合法性、是不是“必要的惡”、它們對兒童造成的傷害與收益究竟哪個更大。

　　更值得關注的是，在考慮兒童是否應該接受治療以及接受何種治療時，為什么幾乎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了父母？這些成年人固然站在兒童身邊，但根本不是教育和治療親身體驗者。家長能夠理所當然地代表孩子的利益嗎？兒童，尤其是心智障礙兒童，在遭到因父母授意而實施的暴力時，能否越過父母的統治、直接獲得法律的保護？既然所有人對這些暴力事實的發生沒有爭議，也已有人報警，公安機關應當啟動調查程序，并根據前述四部門《意見》，在執法中堅持“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則”，將兒童視為獨立個體，而非依附于家庭的成員，尊重兒童本人的表達和意愿，不因父母的意見而忽視這些孩子的權益保護。簡言之，家長同意，并不意味著有關部門就免除了保護兒童利益的責任。

　　最后，也許值得政府與公眾一起思考的是，假如賀氏“厭惡療法”的確有正面效果，這些效果與兒童為之付出的代價是否匹配？是否會對兒童造成肉眼看不見、醫療設備也無法檢驗但不可磨滅不可逆轉的心理傷害？再換個角度看，對兒童而言究竟何謂“正常”？為何強迫所有兒童必須“像其他小朋友一樣”？教育的目的是發展人的自信與尊嚴，還是把所有人按照同一個模型打磨成“材”？父母是否可以多些尊重與包容，而非不惜一切代價地急于消滅孩子的個性與棱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