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瘋癲和正常之間的界限,隨著人們對大腦和自身的精神世界認識的深入而變化,歷史上,曾有很多未患精神病的人受到錯誤治療或不公對待。號稱文明的當代,竟然仍有這樣的例子。幸運的是,這個曾因在青春期騷動中表現異常而被強行治療的女孩,最終成為了一個作家
作者 敏迪·劉易斯
作者簡介 作家,著有《內心生活:一本回憶錄》
我站在發言席上,望著臺下的一百多位聽眾,他們是這所醫院的精神病專家、精神病住院醫生、管理人員、心理學家和其他的醫院工作人員。對我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時刻。我在精神病學的系列會議上做特邀報告,這些會議是住院醫生培訓計劃的一部分,而我本人在15歲至18歲時就住在這所醫院。我被邀請來,就是談當初我是如何被診治的。
會議主持人是邁克爾·斯通博士。我依稀記得,在我住院時,斯通博士是個年輕的精神病醫生。后來,他成了青少年精神健康科的主任,是聲名顯赫的精神病學教授。離開醫院35年來,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他的問候以及對“美好昔日”的回顧,在我看來具有一種諷刺意味。在我住院的時候,他同別的醫務人員一樣,都是我的敵人。
我在講述我的故事:在二十世紀60年代的毒品充斥的文化潮流中,我是一個追逐新潮的少女。我逃學,跟母親對著干。剛剛再婚的母親不理解女兒(從前是快樂女孩)的變化,她接受了精神病醫生的建議,將我拘押在精神病院做長期治療。但在醫院里,情況只能是更糟。在幾個月之內,我從一個反叛的少年變成一個絕望的女孩,我喝毒藥,用刀片割自己。在我的病歷中記載著“不可救藥”、“精神病”、“孤獨癥”,等等。
我對著麥克風用柔和的語氣講述,我回憶一同住院的其他孩子:我最好的朋友麥琪,是來自俄克拉何馬的13歲漂亮女孩;我的初戀情人尼克,英俊瀟灑,才氣橫溢,但總是不可捉摸地被死亡困擾著。我們穿著病號服,在藥物的作用下,行動遲緩,面孔呆滯。因為沒有別的事情可干,我們就以虛無主義的玩世不恭的態度,投身到“不軌”的行為當中。我們決心找回我們的身份,即使在尋找過程中會毀掉我們自己。
在這講臺上,我跨越了時間的壁壘,將過去的“我”同今天作為成年婦女的我聯系在一起。我是一個藝術家,是一個作家,但更重要的,是一個幸存者。我不僅是為那個恐懼的15歲女孩說話,也是為麥琪、尼克和許多其他死去的孩子說話,他們已經被那個年代和那種治療方法給毀掉了。我是一個幸運者。在18歲時,我獲準離開醫院,在沒有精神病學幫助的情況下,開始重建我的生活。但精神病院的經歷給我的生活打上了深深的印記。
斯通博士在講臺上做著總結發言,他談著醫療體制的變化。他說,過去治療期長是醫療本身決定的。但我聽其他醫生說過,還有一個幕后的動機:拖長治療期,可以使住院醫生同病人長時間待在一起,這有利于住院醫生的培訓?,F在,已經不再有那種長期的治療。由于新藥和新的診斷方法的出現,人們得到更好的診治。在我接受診治的時候,幾乎所有的病人(包括我自己)都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癥。而按照現在的標準,只有六分之一的人才可能是那種病。
一些聽眾被邀請發言。一個前精神病醫生站出來聲明,他過去作為一個年輕的住院醫生,一直有一種道義上的負疚感,他在以后的職業生涯中盡力對過去的做法進行彌補。另一位精神病醫生甚至提出了對那些無意中受損害的病人進行賠償的可能性。我認為應該讓那些過去的病人發表他們的看法。
到午餐時,討論依然在進行著。那些住院醫生也加入進來。一位年輕的醫生談到有一名青少年病人不愿意開口說話,但后來去外面吃比薩餅或打乒乓球時,卻打開了話匣子。這些住院醫生都想再聽一聽我的觀點。這是我盼望已久的時刻。這些能夠對病人生死予奪的關鍵人物終于肯聽我說話了。
同斯通博士一起坐在桌子的上位,我努力克制著自己的激動。獲得了這樣的權力,這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但我也知道,這一天就會過去,我的許多問題還得不到解答。我所能做的就是講我的故事,我只能通過這種方式對我自己進行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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